鸟崇拜与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

鸟崇拜与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 【作者】孙荣华

（鸟类网注：关于良渚文化与鸟崇拜的文章，鸟类网介绍过臧志芬老师的《从良渚文化玉器鸟形象看史前社会的鸟崇拜》）

良诸文化神人兽面纹的完整图案，自一九八六年在浙江余杭反山发现以来，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关于这一图案内涵的解读，学者们已发表了多种不同的观点，为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综合方家观点，主要有：神人兽面说、神人鸟身说、神人虎形说、猪龙形说等等。

笔者经过一段时间对这一神徽图案的观察与思考,同时也通过查找我国史前时期相关文化的许多考古资料后，进行对比和分析，笔者认为，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的整体构思应和鸟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神徽取象的神鸟的母题，我想应该是鸟类中的鴞鸟，也就是人们俗呼的猫头鹰。现有的考古资料发现表明，在我国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都存在有鸟崇拜等相关的现象。鸟的装饰主题，遍及于大江南北的许多文化。然而将鸟的形象抽象提炼并走向神圣化，则在长江下游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本文试就良渚文化的神徽与鸟纹、鸟崇拜的关系等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敬请方家师友指正。

新石器--良渚玉枭

（一）鸟崇拜、羽人、羽人国

椐文献资料显示，关于鸟崇拜、羽人、羽人国的传说，多和我国东南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南地区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常常被认为是开发时间较晚的蛮夷之地。在7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才逐渐显示出其重要的文化地位和历史地位。考古资料显示，我国的历史地理大体可分为面向海洋的东南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地区两大部分，东南部地区在我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诸特征的形成过程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1） 而中国古代鸟崇拜观念的历史地理分布,其重心也应在东部族属。

（2）从江浙地区史前考古资料看。“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一江相望，千年之隔，鸟像图符始终处于原始艺术创作的核心位置”。

（3）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即出土了一批以鸟为主题的图符资料，如雕刻在象牙上的“双鸟朝阳”图案（图一）和雕刻在陶盆上的双鸟纹弓形重圈图符等（图二）。另外，河姆渡文化的蝶形器（图三）。据考证也应是一种经过变体的鸟的圆雕形式，从这件蝶形器中间设有竖槽和穿孔的情况来分析，应是附着于矗立的鸟杆上的鸟的形象

（4）在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的两处良渚文化墓地中，共出土了五件圆雕的玉鸟，其形态呈展翅飞翔状，在鸟的腹部均钻有牛鼻状隧孔。出土时其位置一般处于墓主人的下肢部位，推测应是缝缀于墓主人衣袍下部的一种功能性装饰 。

（5）以上这些考古资料，无疑是先民们对鸟情有独钟的最好体现，也是原始时期关于鸟崇拜方面最好的事例。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原始部族，一般多有自己的崇拜图腾，图腾即是崇拜的对象，也是部族的保护神。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鸟的崇拜，应已达到了图腾的地位。在良渚文化中不仅有圆雕的玉鸟，在器物上雕刻鸟图符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主要见于玉琮、玉璧、玉璜、冠状饰等玉器上以及少数陶器上。其鸟的形状虽然多种多样，但却也可以看出是出于对同一母题的表现。而且鸟的身体上都无一例外刻画了兽面神徽的眼睛，这应是良渚先民们鸟崇拜观念的真实写照（图四）。

根据自然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如追溯到遥远的原始社会时期，不难想象，原始人类在日常生活、劳动之余，仰望天空，很容易看到天空中鸟儿来回飞翔，欢快自由的场面。鸟的飞翔于蓝天的自然本领与天性，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可以借助于鸟而与天帝神灵沟通。另外也自然将神灵飘忽不定，来去无踪的属性与鸟做必然的联系，于是鸟便被想象为神灵驭使的工具。《山海经》中即有许多关于神灵乘鸟飞翔的记载。以鸟为天地之间来往的媒介，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描写。如殷墟卜辞中即有“帝史凤”（《卜辞通纂》398）、“帝令其凤”（《殷墟小屯---文字丙编》117条）等句子，应都是对这种神灵来去，驭驶动物的形象写照。

（6）良渚文化许多神徽图案的两边都刻有鸟纹，反山M12的玉钺则把鸟的图案刻在神徽的下面，都表达了神灵在鸟之上的高空，以及乘鸟飞翔的寓意和图案内涵。而鸟的身体上所刻画的神灵的眼睛，则应是以鸟为神灵的附着体和神灵指示物的一种象征性的表现。

关于羽人、羽人国的记载与传说，笔者认为，也应和史前鸟崇拜观念有着密切关系的。《山海经》是古籍中最早提到羽人的著作，如《大荒南经》中记载：“有羽人之国，其人皆生羽”。《海外南经》载：“海外有西南陬至东南陬者……羽民国在东南，其人为长头，身生羽。一曰在比翼鸟东南，其为人长颊”。另外在《吕氏春秋、求人篇》、《淮南子、原道训》等著作中也有记载。有的学者认为，尧舜时代南方地区有 “羽人国”存在，并认为它的主人应是良渚文化的先民。余杭良渚反山、瑶山等地的良渚文化墓地，很可能就是羽民的墓地。（7）以上这些资料，无疑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启示。

（二）旋纹、重圈目、鴞鸟

查阅国内相关的一些考古资料，旋纹、重圈目等纹饰不仅在河姆渡，良渚文化器物上发现，而且在国内许多史前遗址的出土物上也屡见不鲜。下面试举一些标本，以期通过分析和对比，对它们的萌芽，流变等作出一些观察和研究。

在河姆渡文化中有：“双鸟神眼纹”（图五）、“双鸟朝阳”或“双鸟孵卵”纹（图一）、“猪纹与重圈目”图案（图六）、“陶兽重圈目”图案（图七）、“双鸟弓形重圈纹”组合图案等（图二）。这些图案中的重圈，应该是对神眼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这些图案也反映了在早期，神眼的表现借助了鸟、猪、兽等不同的动物形式。

在良渚文化中，我们看到的则只有和鸟结合的图形。例如嘉兴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绘着一只奋飞的鸟儿的形象，在鸟的腹部施刻有一重圈旋纹（图九）。类似的在鸟身上刻画重圈神眼的图案还很多。另外瑶山M2:50的圆雕玉鸟，玉鸟的颈部施刻有两个椭圆形的重圈神眼（图十）。瑶山M10:6的玉三叉形器，上部刻绘羽状纹，下部的重圈神眼也应同样表现了和鸟的这种关系（图十一）。与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良渚文化玉鸟相比，其鸟翅膀的施刻和图十的三叉形玉器的上端完全相一致，从而说明三叉形器应是从玉鸟的形态发展而来。在这件玉鸟的鸟眼的后面也有重圈的神眼（图十二）。出土于反山M12墓中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刻画于玉琮四面的竖槽之中和玉钺的两面。这幅完整的良渚文化神徽图案，由浮雕的羽冠、兽面和阴刻的神人组成。神人的脸面作倒梯形，兽面浮雕有一双椭圆形重圈目，宽大的人形鼻，扁阔的大嘴的上下各有二只獠牙。神人的手臂呈曲肘弓形叉向胸部，五指平张。下肢作蹲踞状，脚为三爪的鸟足，似也反映了神与鸟的关系（图十三）。

在山东的龙山文化中，玉圭的两面刻画神面的材料也不止一处。出土于山东日照县两城镇遗址的玉圭，正反面均刻有神面纹饰，两面彼此不相同。雕刻手法采用阴刻。神面的双目均为旋目，圆形眼球的外面是一上一下向两个方向伸展的旋形眼线。正背神面旋目的不同，还表现在旋形眼线一为双线，一为单线（图十四）。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龙山文化玉圭上，也刻画有类似的图案。其正面主体纹饰为神面形象，神面有獠牙，有两只大圆圈眼睛，耳部有坠饰。背面也刻有神面，眼呈梭形，下面是一个大鼻子，面上配着用云纹组成的纹饰（图十五）。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另一件龙山文化玉圭上，则雕刻鹰纹图案。正面刻有抬首展翅利趾的鹰纹，鹰为梭形眼。背面刻的另一只鹰为正面形象，眼为圆圈形，眼外环有一上一下的旋线两条（图十六）。将龙山文化旋目神面与良渚文化旋目神面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图案结构和风格上是有所区别的。

此外，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我认为其镂孔所表现的也是一种旋目的神面图象。笔者注意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勾云形玉器（图十七）和藏于蓝田山房的一件玉勾云形器（图十八）表现的尤为明显。前者略呈T形，下端中部有三齿，镂雕出简略的神面，其双目相连，有明显的双目向中间聚拢现象。后者为圆角长方形，下端中间也有齿，镂雕的神面其双目也略向中间聚拢。

如果从整体上观察这两件红山文化的玉器，我们发现双目向中间聚拢的同时，且两端略向上翘起呈M状，呈现出一种丰富生动的表情。从形状上观察图十六这件玉器，其上方为平面，平面的两端和双眼的侧上方各饰有两条弧状纹饰。笔者认为，这可能代表了鸟的翅膀的一种姿态。它和神面的双眼一起向上呈M状。通过以上的观察和分析，笔者认为，这两件红山文化玉器所设计的图案，应该是我们从正面观察猫头鹰的脸部形态（图十九）。

笔者曾对一只鴞（猫头鹰）进行过仔细的观察，注意到鴞长有一对似猫的眼睛，头上长有如耳朵的毛角，从头面上看，很象猫。鴞的敏感性极强，且胆小怕人，当它看着你时，其双目会睁得特别大，此时的你便自然会产生一种心惊胆寒的恐惧感，而且猫头鹰昼伏夜出，这也增加了它的神密性。民间传说鴞会数人的眉毛，当人的眉毛被数完时，人就会有凶兆来临或者会生病等。还有传说，如果人听到鴞在半夜啼叫的话，也是一种不详的预兆云云……。以上种种民间传说无疑给鴞增加了许多神密的色彩，因此,长期以来在民间便形成了猫头鹰是一种不详之鸟的偏见。鴞的形相极具威慑力、且又会飞翔，加上有关它的种种传说，所以应是其它动物所不及的。也许正是这些缘故，给本来就相信神灵、渴望与外界沟通的远古人类带来了启发。于是，他们便在鸟崇拜观念的基础上选择了鸟类中最具特色的鴞作为崇拜的载体，并幻想着借助鴞的威慑力来驱妖避邪，威慑外族。笔者认为，先民们的这种信仰观念，正是他们为何要利用鴞的特殊原形来构思设计“神人兽面纹”的用意和动机。

笔者在观察中还注意到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你在观察和面对鴞的同时，如急速做出前冲后仰的动作时，鴞立即也会前后左右摇摆起来，且双目睁大，并稍稍向中间聚拢，双翅微向上翘起呈M状，从其口中不断地会发出咯咯的叫声表示愤怒。笔者密切注意到这一动作，特别是双翅微向上翘呈M状，双目稍向中间聚拢的动作，简直与红山文化旋目勾云形玉器非常神似。这一意外的发现使我的灵感受到了启发，同时对自巳的一些观点也更增加了很大的信心。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中，有学者也注意到了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认为其“眼脸处与鼻梁上饰以多层皱褶与裂口露齿的作风，都与良渚玉琮上的‘大眼面纹’非常神似”。（8）

有学者载文题为《对勾云形玉佩为“玉眼”说的商榷------兼谈红山文化玉器的命名问题》，文中提供了新的红山文化玉器标本，该作者认为勾云形器这种玉器“虽然比较抽象，但其头部、翅膀、尾部都十分明显，令人一看就是一鴞类玉鸟。这说明它原本是鸟形佩饰，不是特殊造型的神目”。 （9）对此笔者也有相同的看法。从这些藏品的形态上分析，笔者认为，其特性表达非常显明，与本文列举的图十七、十八的两件勾云形器非常神似。另有学者也注意到山东龙山文化神面旋目与红山文化玉器神面上的眼型一致，他指的正是勾云形玉佩，说两者的眼型如出一辙，“其旋涡眼系由两颊下部琢出的沟槽沿抛物线向额前延伸，再从内眼角向外卷绕，围住组成圆孔的目睛”。（10）

观察中还发现，鴞的二只爪子上分别长有四趾，其中三只朝向前面，另一只则在后。对照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图案，从正面也只能看到三趾的鸟爪。
此外，笔者在有关资料中又找到了1964年在甘肃天水市出土的石岭下型的彩陶上的纹饰（《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艺术》文物出版社1982年5月）。我认为这件在器物的腹部较明显地描绘有资料上称“展翅相向鸟纹”的纹饰，应也是属于用鴞（猫头鹰）的形象作为母题来创意绘制的（图二十）。

鴞，俗称“猫头鹰”，鸟纲，鸱鴞科各种类的统称。喙和爪都弯曲呈钩状，锐利，嘴基见蜡膜。两眼不似他鸟之着生在头部两侧，而位于正前方，眼的四周羽毛呈放射状，形成所谓“面盘”。周身羽毛大多为褐色，散缀细斑，稠密而松软。飞行时无声，夜间或黄昏活动。主食鼠类，间或捕小鸟或大型昆虫，应视为农林益鸟，如角鴞、雕鴞、耳鴞等”。（11）

笔者认为，猫头鹰（鴞鸟）从它的相貌特征，属性等方面观察，在飞禽动物乃至其它一些相关动物中应较具特殊性的，尤其是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更显特别。资料上记载的耳鴞之类，实其头上长有似双耳的毛角而已，而并非真的长有耳朵，表面上看上去和猫的头形几乎一致。另外，鴞的脸形和双目也酷似猫的脸形，然而更奇怪的是，它们的主食竟然都是老鼠。也许这就是人们习惯于将鴞俗呼为猫头鹰的另一个原因了吧。

旋纹除表示鸟眼外，还有一些旋纹类图像笔者认为可能表示流水的旋涡，此类图案见于大汶口文化（1959年山东宁阳大汶口出土）（图二十一），马家窑文化（1954年甘肃永靖出土）（图二十二）。以及河姆渡文化（T33⑷：98）（图八）、良渚文化等（浙江省德清辉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图二十三）。类似的图象在其它的原始文化中也同样可以找到。

（三）商人与鸟崇拜，鴞形器

据资料显示，商代人也有着浓厚的鸟崇拜传统观念，如《史记殷本记》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卯，简狄耿取吞之，因孕生契……。”可见在商人的心目中，玄鸟就是他们的祖先。笔者认为商人的崇拜鸟的习俗，应与史前文化对鸟的普遍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出土器物看，在商人的崇鸟习俗中，鴞也是其主要的崇拜对象之一。

（1）、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二件成对的铜鴞尊。这对尊作站立的鴞状，鴞圆眼钩喙，小耳高冠，首微扬，挺胸，双翅聚拢，粗壮的双足及宽尾撑地，通体饰纹，有羽纹、蝉纹、蛇纹、饕餮纹、鴞纹及菱纹等。尊盖上有圆雕的鸟、龙、鋬上有浮雕的兽首。饰于尾上呈展翅飞翔状的鴞纹尤为引人注意（图二十四）。

（2）、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539号墓出土过一件铜鴞卣。

（3）、1956年湖南株州收集了一件铜鴞卣。

（4）、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圆雕玉鴞。

（5）、出土于陕西华泉护村南台的仰韶文化陶鴞面。

出地于陕西的陶鴞面是一件仰韶文化的人品。鴞面用硬陶制成，其色呈暗红色，二角耳已残损，双目呈椭圆形且外 ，羽毛用点状法塑制、呈后仰状，钩喙向内、面形狞厉可怕。从外表、纹饰和形态等方面分析，这件器物和商代出土的青铜鴞形器应该存在着 种内在的渊源（图二十四）。
观察这些器物，发觉总有一些地方被加工处理得格外的醒目，例如：锐利的钩喙，狞厉的面部，粗壮的腿足，繁褥的纹饰等。这些有意识的夸张显然是要强调鴞的威慑力。籍此推断，鴞在商代同样也是被视为具有庇护力量的神鸟被加以尊敬和崇拜，并被塑造出了各种用途的器物，以图驱妖避邪，祈求吉祥。

（四）结 语

笔者通过对鴞鸟的观察，同时结合史前鸟崇拜观念，以及原始时期我国其它一些相关文化的旋形纹饰，北方地区红山文化鴞形玉器，商代的鴞形器等材料，对良诸文化神人兽面纹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提出了一些自巳的观点，我想这应是一种初步的尝试。由于笔者学识浅薄，错误与不当在所难免，只希望这些粗浅的想法能作为引玉之砖，也许可以为良诸文化的研究起到一些小小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物集刊》第一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石兴邦《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中国原始文化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3） 蒋乐平《浙江史前鸟像图的寓义及流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 长征出版社1997年
（4）孙其刚《河姆渡文化鸟形象探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7、10
（5） 刘斌《良渚文化的鸟与神》《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1979---1999、《西冷印社》
（6）（同上）
（7） 王文清《“羽民”，“裸民”与良渚文化》《学海》1990年第5、6合期
（8）陆建方《部族与良渚文化》《东南文化》1990年第五期
（9）柏岳《中国文物报》《对勾云形玉佩为"玉眼"说的商榷--兼谈红山文化玉器的命名问题》2001、8、15
（10）孙机《龙山玉鸷》《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11）《辞海》

作者孙荣华（德清县博物馆 31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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