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鸟类学30年——从弄岗穗鹛发现说起-花鸟吧

当世界的角角落落都被人类踏遍，弄岗穗鹛的发现与发表，对中国，对世界，都格外有意义。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全球瞩目东方的中国年。而在一个小学科，鸟类学，中国也引起了世界的格外关注——广西西南的喀斯特森林中，一种前所未知的小鸟，弄岗穗鹛，蹦到了全世界面前。世界最权威的鸟类学刊物《The Auk》2008年第二期，发表了由中国学者描述的这一鸟类新种。

中国是全世界少有的，地跨两个动物地理分区的国度（北方属古北界，南方是东洋界），东部漫长的海岸线，西部隆起的青藏高原，广阔腹地中的高山、平原、湿地、戈壁……地理地貌的特殊与多变，成就了中国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与特殊性，中国也就成为名列世界前5位的鸟种最丰富的国家。

然而，在中国有分布的近1400种鸟类，包括只在中国有分布的特有鸟种的科学发现与命名，绝大多数在20世纪之前就已经完成，几乎都是西方学者所为，很多冠以西方发现者的姓氏。只有两种除外，一种是在广西发现，1932年由任国荣先生发表的金额雀鹛，一种是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桂垣1991年发现，1995年发表的四川旋木雀。当世界的角角落落都被人类踏遍，弄岗穗鹛的发现与发表，对中国，对世界，都显得格外有意义。

弄岗穗鹛体长将近18厘米，并不细小，而且喜欢结群在地面活动，很少飞翔，自从它被发现，已经无数次被重复目击，在特定区域并不罕见。可为什么它们这么晚才跳进中国学者的视野？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鸟类学会名誉理事长郑光美先生对30年来中国鸟类学发展的回顾，不难看出，小小弄岗穗鹛，能从密闭的喀斯特森林中被发现，如果说是机缘巧合，也是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光。

弄岗穗鹛的发现过程，其实就是今天中国鸟类学者的世界眼光，早20年则难以想象。

据郑光美院士介绍，30年前，中国大陆研究鸟类学的科研机构仅有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中科院所属的西北、华南、昆明等少数几家生物或动物研究所，高等院校限于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四五所。郑光美说，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中国鸟类学会成立，那时会员只有二三百人，却是鸟类学研究新发展的标志，更重要的是，国家开始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基础性科研，鸟类学科开始招收研究生，随即陆续有更多的科研机构与高校增设了鸟类学研究。资金支持与科研队伍的壮大，是这30年鸟类学发展的两个最重要条件。

郑光美尤其强调招收研究生对鸟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前辈中国鸟类学者的野外工作，多半需要依靠当地猎人、农民的协助，常常被动。现在很多年轻学生在野外工作，积累着自己成长的经验，也大量获得了第一手野外资料，成就了中国鸟类学研究的发展进步。郑先生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在桃李天下，学生们很多已经独当一面，卓有成绩，他很是欣慰。

对中国大陆鸟类学研究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另一方面，是对外交流的逐渐频繁与深入。中国长期封闭，然而，中国的鸟种又非常特殊与重要，一旦国门开放，最先进入中国的是国际鹤类基金会，随后是世界雉类协会，等等。郑光美说，中国学者到国外开会，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堪称中国鸟类学界的大事。第一次在中国、在北京召开鸟类学方面的国际会议，是1989年的世界雉类研究大会。2003年，鸟类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第23届国际鸟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现在来中国举办国际会议研讨鸟类学，几乎每年都有。这30年，中国大陆鸟类学界与台湾、香港的交流与合作也日渐增多。

郑先生笑着说：过去出国开会，要想法找资助，2000年之后，我们去国外开会，经费都自己出，课题费中就包括这一项。说起这20多年去国外留学、进修及访问的鸟类学研究生、学者，已经数不胜数。

弄岗穗鹛，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发现的。首先是国家自然基金支持，其次是香港嘉道理农场生物多样性奖学金资助，广西大学动物学院周放教授主持了多年的广西西南部喀斯特森林鸟类调查，他的研究生蒋爱伍等深入弄岗保护区，连续多年野外工作，才有这种罕见鸟类的发现。

蒋爱伍说起弄岗穗鹛的发现过程，非常佩服周放教授的敏锐——一看到标本，很快就认定是从未发表过的新种。这其实就是今天中国学者的世界眼光。早20年则难以想象。1924年在我国内蒙古采集到的遗鸥标本，在1971年被国际鸟类学界正式确定了分类归属。然而直到1989年，中科院动物所野外调查采集的众多遗鸥标本还被误认为是“棕头鸥”，近在咫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最早在中国发现的国家一级保护物种就在我们身边。是英国观鸟者来北京看标本看出端倪，才有了之后惊动世界的鄂尔多斯遗鸥种群的发现。

弄岗穗鹛是幸运的，是保护区把它们挡在了枪口和粘网之外，又是保护区把它们送到了鸟类学者面前。

弄岗穗鹛是幸运的。采访周放教授时，他说到弄岗穗鹛的命名，学名Stachyris nonggangensis，英文名Nonggang Babbler，为什么不叫周氏穗鹛？为什么不叫白耳穗鹛或斑喉穗鹛？这其中包含了当代中国鸟类学者的信念与情怀。

弄岗穗鹛在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被发现，目前调查的结果，它们仅限于这一区域。弄岗是中国惟一的亚热带喀斯特季节性雨林保护区。周放教授说：我们为这种鸟起名“弄岗”，是为了突出它的分布狭窄性，也为了增强弄岗保护区的自豪感，从而促进弄岗穗鹛的保护与研究。周放认为，如何命名，对一个物种的保护很重要。例如海南山鹧鸪和四川山鹧鸪，这几年都得到较好保护，这和当地政府的重视有很大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它们的名字。

中国鸟类学研究发展进步的时代特点，就是与鸟类保护、生态保护相辅相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独具特色的湿地、森林、草原等生态系统及其中丰富的生物物种由于建立自然保护区而得到保护，鸟类学者的研究对象也因此得到保护，如那些中国特有的珍稀雉类黄腹角雉、褐马鸡、白冠长尾雉、红腹锦鸡等。这些珍稀鸟类的保护又因为科研深入得到促进。郑光美院士说，朱鹮从野外仅剩7只，发展到现在野外种群和人工繁育各达到数百只，就是最好的例子。

国际鸟盟官员陈承彦先生谈到中国大陆鸟类学研究的变化，认为过去微观的生理研究比较多，生态及动物行为的研究偏少。现在很多研究课题是为鸟类保护而提出，跟好多年前以资源利用挂帅的方向不一样了。这些变化，一方面和能否具备野外调查条件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符合强调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大气候。

郑光美说，各地林业部门、自然保护区，越来越多地与鸟类学者、生态学者一起合作，开展科学监测、物种研究，鸟类学者也因此获得很多机会与经费。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理局局长艾怀森说：保护区需要长期不断的科学监测，如果我们连自己的保护对象都不了解，谈何保护？保护区的这种需要与积极性，为鸟类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施展身手的广阔天地。鸟类学硕士、博士进入自然保护区工作或到自然保护机构与组织任职，现在已经很普遍，在保护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弄岗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蒙渊君说，弄岗穗鹛有一对诡异的蓝眼睛，可算是丑得可爱。是保护区把它们挡在了枪口和粘网之外，又是保护区把它们送到了鸟类学者面前。虽然郑光美院士坦承中国鸟类学研究与世界水平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但是弄岗穗鹛的现身，一个貌似偶然的发现，却说明着中国鸟类学科发展进步的必然。

1. 一门学科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鸟类学只不过是长了羽毛的生态学，进化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分类学，生理学甚至还可以是毒理学，遗传学，胚胎学，保护生物学......

2. 如果说鸟类学的皮毛还是自己的，骨肉就是人家的。如果去掉了肉，鸟类学就是博物学了，或者说是一种爱好，好比集邮或者探险...

3. 在介绍我自己的时候，我宁愿说自己是Ecologist或者Evolutionary Biologist，很少说是Ornithologist。容易有歧义，因为后者只是对鸟感兴趣的人而研究它们的人，有时候给人玩票儿的感觉。

4. 鸟类对于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的贡献是巨大的，重要的研究领域，如Speciation，Life History, Sexual Natural Selection都留有鸟的踪迹。中国鸟类学对世界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真要说点贡献，只能说在古生物学或者说Macro Evolution上。当然这个也是拜老天所赐。

5. 我们三十年的鸟类学研究工作，一直是在努力搞清楚自己的家底儿，发了几个新物种和一大批世界上并不太认可的亚种，花了大量力气和金钱去保护濒危物种。与其说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贡献，倒不如说是我们对这个星球和这片土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6. 郑作新先生其实不是鸟类学科班出身，因为他是学胚胎的，只不过后来他的坑儿占得好，成了一代宗师。个人以为，中国近代如果能称得上大师的首推任国荣，其次寿镇黄，或许第三是傅桐生。

7. 中国鸟类学之所以还比较落后，就是当时跟了前苏联学派。他们既没出过郝胥黎，戴拉克，也没有山阶芳磨，甚至半个迈尔，只有米丘林和李森科。因此前二十年的中国鸟类学研究用枪，现在开始学着用望远镜，仅此而已。

8. 当代中国鸟类学还落后于中国植物学，很显然。中国植物志的世界影响远大于中国动物志。中国植物生态学十年前关注的问题正是当代中国鸟类学还没整明白的。

9. 无知者最无畏。可怕的不是落后，而是甘于落后！ZDY说，幸亏Mayr去世了，科学的发展进步就是靠这些老一辈的去世。达尔文也说：“我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博物学家身上。”

谨纪念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和发表《物种起源》150周年。